福建事变，是红军免遭劫难的天赐良机，为何没有抓住机会？
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后，红军实施战略转移，踏上长征之路，举世瞩目。虽最终取得胜利，却付出了兵力损失五分之四的沉重代价。

在第五次反围剿时，红军并未陷入绝境，实际上仍面临一次难得的转机。

简而言之，19路军发起了反蒋事变，而红军未能坚决与其携手，从而错失了一次难得的良机。

那么，当时究竟发生了何事，又该由谁来承担这份责任呢？

长久以来，将责任全归咎于博古确有不公，他确应承担一定责任，然而，最初引发问题者并非博古，而是另有其人。

他究竟是何许人也？让我们继续阅读以揭晓答案。

【（一）红军在多事之秋中迎来寒冬】

1933年秋，9月25日，蒋介石指挥百万大军，分四路猛烈进攻苏区，发动了凶猛的第五次“围剿”。

此乃老蒋最毒之计，他未选四路齐发猛攻，否则红军或能突围而出。

他实施的策略为：“逐步加固防线，稳步向前推进；北路重兵猛攻，南路封锁截断，东西两侧缓缓压迫，并加速构筑防御工事。”

简而言之，北面军队主动出击，南路则固守以断红军后路；东西两路军队稳步前移，占领要点与通道，并急筑堡垒，协同北路军围堵红军。

比喻而言，蒋介石犹如手持大碗，意图将红军严密囚禁其中。

红军明智之举，在于老蒋未动手前，全力北进，不惜一切代价开辟血路，挫败敌计；周公与朱德持此立场（彼时主席已失指挥之权）。

博古与项英坚持与敌决战，主张采取“将敌人阻挡在国门之外”的策略，誓死抵抗到底。

具体战术为：一路与北面敌人进行阵地战；另一路由彭德怀率领，主动东进福建，与19路军展开战斗。

最终，黎川失守，博古措手不及，只得急调彭德怀返回，力图重夺黎川。

总之，红军因战术运用不当，初期遭遇挫折，于10月整月陷入连续败退的困境。

战局正按蒋介石预期发展，红军面临愈发严峻的形势，处境日益危险。

若言十月为红军之动荡时期，那么紧随其后，红军将面临更为严酷的寒冬考验。

此时，“福建事变”突起，第19路军与蒋介石决裂。

19路军原本效忠蒋介石，为何最终会与其反目？

【（二）一二八抗战，福建事变的导火索】

客观而言，19路军与东北军起初均未反蒋，皆因围剿红军受挫，形势所迫，才无奈做出反蒋决定。

蔡廷锴，原叶挺部下，参加过南昌起义，后转投蒋军，围剿琼崖红军，并在中原大战中为蒋介石效力，由此获信，战后被任命为新建19路军军长。

在第二、三次围剿中，19路军对红军展开了猛烈攻势，全力以赴进行战斗。

蔡廷锴与蒋介石决裂，源于1932年“一二八”淞沪抗战期间，两人在战略或立场上的分歧导致最终分道扬镳。

日本海军陆战队侵袭上海时，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，但19路军将士违背命令，英勇地与日军交战，爆发了著名的“一二八”淞沪抗战。

最终，经过34天的激战，因敌我力量悬殊，19路军无奈撤出上海。

随后，19路军被蒋介石委以重任，被派遣至福建，执行对红军的围剿任务。

然而，那些在抗击日军时勇往直前的将士，在与红军交锋时却士气不振，接连战败，屡战屡败。

面对惨痛教训，蔡廷锴意识到国难危急，攻打红军失民心，追随蒋介石无出路。于是，蒋光鼐、蔡廷锴等19路军将领萌生了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的想法。

1933年11月20日，蔡廷锴等爱国志士于福建树起“反蒋抗日”旗帜，号召各界团结，共同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。

福建事变的起因即在于此。

无疑，福建事变的核心领导者乃是李济深。

李济深为坚定反蒋人士，1929年蒋桂战争时支持李宗仁，一二八抗战中批评蒋介石不抗日，此举激怒蒋，导致其被永久开除党籍。

然而，在福建事变中，李济深仅居次要推动地位，真正的首要推动者当属陈铭枢。

陈铭枢乃19路军创立者，蒋桂战争时追随蒋介石，中原大战亦力挺之。二人意见不合，始于一·二八淞沪抗战时期。

面对日军进犯，淞沪警备司令陈铭枢果断命令蔡廷锴，要求其即刻组织部队，对日军发起有力反击，以保卫国土。

故而遭蒋介石撤职，随后前往法国。

陈铭枢年仅四十余，不愿被排挤，心怀正义，对蒋介石表面抗日、实则独裁、挑起内战之举极为愤慨，遂回国主导了“福建事变”。

不论何人因何缘由发起兵变，对红军而言皆是重大利好，能显著缓解其所承受的压力。

并且，若能妥善处理，红军的处境将彻底扭转，进而促使我军不断壮大发展。

然而，红军在口头支持19路军后并未采取实际行动，致使19路军遭受打压。蒋介石随即转而对红军发起攻击，迫使红军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。

福建事变时，红军的具体方针是什么？这一方针是由谁来制定的？这些都是关键问题，需明确红军的行动策略及决策者。

【（三）主席、朱德主张和19路军“结盟”】

福建事变后，主席、朱德、周公等明确表态，要把握此历史契机，与19路军携手合作。

福建事变前，主席等人已持此主张，这一立场直接促使了福建事变的爆发。

1933年7至8月，彭德怀与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为主力的东方军，在闽西成功击败19路军，并歼灭其三个团。

九月，彭德怀于闽北重创19路军主力，给予其参与内战以来最为沉重的打击。

面对惨痛的教训，19路军领导层幡然醒悟，意识到若继续与红军交战，将损耗殆尽所有力量。

他们最终觉悟，那是一条绝路，相较于此，联合红军、反抗蒋介石、投身抗日才是正道。

1933年3月22日，蔡廷锴指派陈公培携亲笔信及密码本为全权代表，前往王台红军东方军指挥部，成功会面彭德怀。

陈公培为我党早期成员，曾参与南昌起义，虽后脱党，却仍对革命抱有同情与支持态度。

陈公培私下与彭德怀、滕代远会面，传达了19路军意图反蒋抗日的立场。

10月，19路军及其秘书长、福建省政府全权代表徐名鸿抵达瑞金，受到主席、项英、红军总司令朱德及总政委周恩来的热情接待。

红军决议由周公负责谈判事宜，并委派苏区宣传部长潘汉年作为全权代表，与徐名鸿进行直接磋商。

协定的精髓在于，双方携手共同应对蒋介石。通过紧密合作，旨在有效应对老蒋带来的挑战，确保共同目标的实现。

双方即刻终止所有军事行动，并确立一条临时性的军事分界线，以明确双方势力范围。

双方积极开展贸易活动，不断深化经济合作，以促进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。

福建随即释放所有在押犯人，并将福建境内的革命组织合法化。

协定的签署让蔡廷锴等人安心不少，有了红军作为坚实支撑，他们勇于放手一搏，决定与蒋介石正面交锋。

【（四）博古赞成与19路军合作】

尽管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人推动了协定的达成，但其成功与博古的积极态度有着密切关联。

换言之，无论是进行谈判还是签署协议，都必须得到博古的同意，否则无法进行。

1932年宁都会议后，主席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。次年春季，他进一步被边缘化。

福建事变时，主席任苏维埃中执委主席，但实权在其下的行政机关，负责全国政务。因此，中执委主席一职实为虚位。

博古极为重视与19路军的谈判，电告彭德怀等，提出具体议项：终止军事行动与经济封锁，释放囚犯，并发表反日反蒋宣言。

因此，可以明确，我方关于实现停战的立场与主席的观点相吻合。

博古主张谈判不设前提，认为实现停战即是胜利，其余条件应力争，谈判进程顺其自然，逐步推进。

这一态度极为关键：红军与19路军需成为实际盟友，共同进退，荣辱与共，确保双方利益紧密相连。

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，红军总兵力约有10万人。随后，19路军发生兵变，其规模亦扩大至8个师，兵力亦达到大约10万人的水平。

蔡廷锴等人凭借经济支持及海路交通之利，扩军进展顺利，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，一切水到渠成。

若红军言行一致，老蒋必将陷入困境，对福建事变的镇压将不得不延缓，难以实现迅速解决。

若此情况发生，桂系、川系、冯玉祥及阎锡山或联手反蒋，蒋介石下台的可能性不容忽视。

红军为何未主动出击？表面看，是博古的态度所致，实则与莫斯科也有关联。

【（五）莫斯科：蔡廷锴靠不住！】

1933年6月，与彭德怀联络前，蔡廷锴已尝试派人与我方接触，遗憾的是，此次尝试遭到了莫斯科方面的婉拒。

1933年1月，我方发布宣言，提出共同抗日三条件，表明愿与任何武装力量达成停战，携手对抗日本侵略。

19路军无意与红军交战，这恰合蔡廷锴等人的意愿，于是他们多次派遣梅龚彬等人前往上海，力求与我方建立联系。

莫斯科认为19路军不可信，指示埃韦特勿与19路军司令谈判，仅在其真正与蒋军及日军抗争时，才考虑统一战线，并警告贸然谈判或陷对方陷阱。

莫斯科的立场至关重要，它直接关联到我方对19路军所持态度的决定。

上海负责人遵循莫斯科指示，设定谈判前提：我方与19路军必须先公开表示反蒋立场，而后方可进行协商。

此时的蔡廷锴，并未打算与老蒋公然对立，他的意图在于保持自身实力不受损。

此举导致对方认为我方缺乏诚意，致使双方谈判未能取得进展。

曼弗雷德·施特恩，莫斯科军事总顾问，认定蔡廷锴曾背叛革命参与南昌起义，视其为不可靠。为拉其抗日反蒋，建议先展示实力，再谈判，采取先打后谈策略。

换言之，要通过战斗让对方彻底信服，再凭借强大实力使蔡廷锴等人甘愿结盟。

此举看似合理，然实则加剧红军伤亡，初时即应实质性交锋，循序渐进方为上策。即便他不公开反蒋，进攻时虚与委蛇，亦无不可。

张学良与杨虎城在策划西安事变之前，他们的行动方式不也是如此吗？

莫斯科虽已知悉协定内容及19路军的困境，但仍指令进行非正式谈判，运用各种策略迷惑对方，并努力从内部进行分化瓦解。

施特恩同样认为：“蔡廷锴反对蒋介石仅是军阀间的常规争斗，我们应借此机会最大限度地强化自身在内战中的地位。”

简而言之，上述意思即指不与19路军并肩作战，而是采取旁观态度，不主动参与，静观局势变迁。

这为我方对19路军的政策定了调：提供道义支持，避免实际行动；当蒋介石攻击19路军时，红军应保持中立，不应牵涉其中。

【（六）博古：冷处理】

鉴于莫斯科对19路军采取既定方针，博古一向严守上级指示，因此，其对此事的态度不难预见。

1933年10月上旬，19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陈公培陪同下到瑞金谈判，但博古态度转淡，变得微妙，甚至以无时间为由，未予接见19路军代表。

实际上，徐名鸿仅与主席及朱德等领导进行了会面，却始终未能与当时的负责人博古相见。

如此重要之事，博古却未现身参与，这显然表明他的立场已出现动摇。

这意味着，协定内的诸多条款将无法得到有效执行。

【（七）兵变失败，错失良机】

老蒋震怒，即刻调集兵力展开“讨逆”行动，迅速自围攻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，气势汹汹地前往讨伐19路军。

因此，苏区所承受的军事重压即刻得以缓解，红军的整体境遇实现了根本性的好转。

此时，主席、周公、彭德怀均敏锐察觉变化，一致主张军事上联袂19路军破“围剿”，以减轻福建压力，此为正途。

博古听后连连摇头，他因担忧失去来之不易的根据地，变得犹豫不决，不敢主动攻击敌人后方，仍选择在内线继续被动应战。

总而言之，视中间派为“最大威胁”，缺乏组建统一战线的意愿，军事上对19路军未予有效支援，反而持旁观态度。

蔡廷锴孤军奋战，陷入困境，1月21日，泉州、漳州相继失守，标志着仅存在两个月的闽变如昙花一现，最终成为了历史。

蒋军迅速部署兵力围剿苏区，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行动中失利，面临严峻局势，红军被迫踏上长征之路。

此刻，若红军抓住时机，采取果断有效的军事举措，老蒋的第五次“围剿”将遭重创，历史的轨迹或将截然不同。

然而，现实并无假设之路可行。

幸运的是，数年后，西安事变爆发，面对再次降临的机遇，主席果断把握，成功扭转了历史的进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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